记者探访了革命遗址和英雄部队，领悟到人民军队尊重官兵主体地位这一光荣传统的意义——

士兵至上，基层为本

■解放军报记者卢东方景元玺

在一桩考核任务中，武警第一机动总队的某支队倡导了军事民主的理念，指挥官兵共同出谋划策解决问题。此图由李明恒拍摄。

北京的秋天。

长安街上演了一场气势磅礴的军事表演。这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而举行的阅兵仪式。这不仅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军人的良好风貌，还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强大与自信。

刚毅昂扬的身影，朝气蓬勃的容颜，坚定自信的目光，声震寰宇的口号……世人可以直接感受到，这是一个个继承英雄血脉、经历艰苦磨炼的年轻团队。

基层为先，兵为上位。习主席强调：“基层是部队所有工作的基石，也是战斗力的基础。”我们党在建军治军的长期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建设，我军从小壮大，由弱转强，在取得一个个胜利的过程中，广大基层官兵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支队伍起源于古田，也曾穿越延安……在这个秋天的季节里，记者追随着队伍的步伐，在革命遗迹和英雄连队间穿梭，深切地体会到我们军队重视官兵主体地位的伟大传统。

“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个新特点是——

让普通士兵能够大胆发表意见和主张

记者在三湾改编旧址群内找到士兵委员会旧址。

这间简陋的房间里摆满了士兵委员会的历史文献与实物展品。记者在翻看这些资料时，了解到士兵委员会不仅代表着士兵们的利益，而且还参与到军队的日常管理工作中。

1965年毛泽东同志重游井冈山时指出，“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的意义一样重大”。讲解员李清清告诉记者，虽然士兵委员会并非红军独创，但只有我们党始终秉持正确态度对待基层官兵，赢得了广大基层官兵的信任，凝聚起磅礴的力量。

每次谈起士兵委员会的历史时，李清清总会提到一件事儿——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第32团特务连连长徐彦刚及其数名干部曾参与赌博活动，即打牌九。士兵委员会发现后立即进行了制止，并逐级上报到了军部。而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由于此事件，徐彦刚与其几名干部成为部队整肃风气中的反面典型并受到了批评和教育。

欧阳毅后来回忆说，“三湾改编”注重推行民主制度。在此次改组中，设立的士兵委员会赋予了士兵做人的尊严，并使他们参与到军队的日程管理之中。这使得士兵有了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并开始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李清清说：“这是以往的旧军队没有经历过的。她继续道，“新型人民军队”的“新”，从普通士兵角度看，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给予基层官兵表达意见的权利，能够起到增强他们敢说的作用。设立士兵委员会为基层官兵参与经济管理和提出军事意见建议搭建了组织基础，在那些艰苦困难的日子里，这些措施帮助我军稳定了军心和民心。

记者在第83集团军某旅的旅史馆内，被一张显示士兵们在坑道内围坐在一起的照片所吸引。该照片是由解说员崔宸铭讲解的，他表示这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官兵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火线诸葛亮会”的情景。

“火线诸葛亮会”源于解放战争时期。当时西北野战军利用战斗间隙召集简短连排干部会议及班战士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作战方案，吸引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注意，并在全军范围内推广开来。“诉苦运动”等新式整军活动后来展开后，基层官兵成为主角之一，这为三大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思想基础。

“相信官兵、尊重官兵，才能激发官兵的热情。”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某部前往参观的领队军官向记者表示，至今为止，“火线诸葛亮会”依然是他们在重要任务中的关键策略。

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激发基层官兵的智慧与激情，关键是要充分调动他们的主体地位。在一次采访中，记者旁听某旅“王老沟英雄连”的党团活动。当团员青年提出训练器材革新设想后，党支部立即指定党员技术骨干牵头成立攻关小组；军人委员会建议根据训练内容和强度动态调整伙食保障方案，很快就被纳入党支部的重点督办事项……

该旅领导表示，他们一直把“三大组织”捆绑在一起进行建设和管理，让党支部的“主心骨”角色和两个群众组织的重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总司令修鞋”的示范效应——

士兵穿着的鞋，踏上了军旅之路。

在瑞金中央苏区旧址走访时，记者多次听到关于“总司令修鞋”的故事。

1930年11月的一天，朱德同志在行军中注意到，总部特务大队队长严德胜的草鞋破了。情急之下，私家侦探，侦探公司，调查公司，查人找物，商务调查，出轨外遇调查，婚外情调查，私人调查，19209219596严德胜将草鞋扔了光着脚赶路。朱德悄悄捡回草鞋，并仔细修补好后放回严德胜身旁。他还特意叮嘱大家要保护自己的脚，这样才能保持战斗力。

一双军鞋，将总司令和普通士兵紧密联系在一起。

人民军队的漫长历程，是由无数普通官兵一步步走过来的。走访瑞金、长汀和延安等革命纪念地后，那些有关鞋子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记者的心灵——

1931年，陈赓指示徐海东带领主力团协助群众制造草鞋以解决战士的鞋子问题；1934年长征开始后，邓小平撰写《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提出了三项解决方案。1935年，朱德和周恩来要求将没收来的布料分发给士兵制作包脚布或编织草鞋，以减轻烂脚的情况。1938年，在太行山根据地巡视时，彭德怀注意到由于长时间穿草鞋导致战士的脚趾冻伤，他立即下令后勤部门制造毛毡靴……

“鞋不好，军难安。” 杨家岭革命旧址的讲解员高杨提到，在敌人层层包围、物质严重不足的时代，如何解决士兵们的鞋子问题，既是前线官兵面对的实际困难点，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点。

鞋子问题是普通士兵关心的重要事情，更是关系到行军作战和战争胜负的关键。记者在大量历史资料中了解到，“鞋子问题”几乎贯穿了人民军队的征战场面——

1935年，红军要求每人打两双草鞋，并推广了改良草鞋的技艺。1938年，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群众参与制鞋工作，有村民回忆道：“家家户户都变成了制鞋工厂。”1948年，解放区为提高群众做军鞋的积极性，出台了“每制作一双军鞋可以抵得上八个战勤工日”政策……

脚上踏着鞋的士兵们，踏上了一条军队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一名美国将军在中国惊讶地发现：共产党军队虽无政府发放的军饷，却能让士兵们饮食充足且衣着整洁；相比之下，国民党部队虽然发放了军饷，但其士兵们却常处于食不果腹、衣物破旧的状态。

解读这段历史，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记者，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重视基层官兵的生活情况。他们不仅通过组织大生产运动解决了物资匮乏的问题，而且确保物资能够公平分配给官兵手中。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的物资虽然充足，但由于层层截留和贪污克扣，基层士兵难以维持基本温饱。

心中若有战士，则军心稳固；若无战士，则士气消散。在抗日战争遗址参访学习时，武警山西总队的一位领导人感言道：“战士们的眼睛非常敏锐，只要他们觉得有人把他们放在心上，他们就会对这个人抱有深厚的感情。”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北方边防哨所、南方的森林、荒凉的大漠以及沿海地区，习主席每次前往军队调研或巡视时，都会经常提醒各级领导人：“要真心关爱士兵们的冷暖安危，时刻将他们的生活牵挂于心。”

统帅的示范如同无声号令。走进建制部队，记者发现各级党委机关将工作重心放在基层上，处处考虑官兵利益，主动为官兵办实事实难事，做好服务，切实解决了官兵心头的事和忧愁事。

在大别山脚下，第81集团军某旅推行“基层工作日制度”，将解决官兵实际困难视为党委的一项重要工程。渤海之滨，海军某部则实行“一人一策”，为战士的成长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而在中部战区空军某旅的驻训场上，“为兵服务小队”主动上门，为士兵们提供各种服务……

干部视我们如兄弟，我们信任他们，并向他们坦诚交流内心的所想。在第83集团军某旅的“杨根思连”中，战士们深情感言道。

“狼牙山五壮士”这种强大的凝聚力从何而来？

平日里共同分享喜悦，战场上生死相依。

狼牙顶上棋盘陀，山风阵阵吹拂。

站在被称为“狼牙山五壮士”的地方，记者将头伸向崖下，突然感到一阵冷意袭来。

“狼牙山五壮士连”的荣誉室讲解员张茗峙讲道：“为了不留下退路，将敌人引导至绝境，这是那5位英雄最为悲壮和勇敢的选择。”

绝路上的5名战士，仿佛5根手指攥成了坚硬的拳头。记者踏私家侦探，侦探公司，调查公司，查人找物，商务调查，出轨外遇调查，婚外情调查，私人调查，19209219596访过多个抗日根据地旧址，在那里听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例如“鸡蛋坨五勇士”、“老帽山六壮士”。在当年敌后抗日根据地，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多次听到这样感人的事迹，并在其著作《北行漫记》中真诚感慨：“他们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让每个人都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

我军的凝聚力，令福尔曼同胞及美军观察员卡尔逊记忆深刻。他在华北抗日战场考察时写道，八路军指挥员与士兵同吃同住、共赴战场的做法让士兵们难以抛弃战友。即便面临绝境，多数人选择战死而不是溃逃。他特别强调这种团结并非强制而成，而是源于士兵对集体的认同感。

团结一心，共同作战；生生死死，争取胜利。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在官兵之间，只有职位不同，并无阶级差别。上级不是剥削阶级，下级也不是被剥削阶级。”

看待士兵态度的问题，是评估国共双方军纪的测试标准。

1941年，《黔声日报》在遵义连续报道国民党军队对新兵实行残酷虐待的事件，其中提及“死人复活”、“新东门外又发现活埋新兵”。这些报道引发公众强烈不满和愤怒反应。

1946年，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民主人士李公朴提出了改善国民党军队基层士兵生活的提案。提案上写道：“士兵生病，只能活活等死，根本得不到任何诊治机会。有些士兵即便尚未断气，就被剥去军装，抛弃在荒郊野外……”

1939年，国共两党共同建立了名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机构。共产党的教师们特别强调了这样一条游击战术：官兵要同心协力，互帮互助。国民党军官在听了这一建议后连连摇起了头......

记者在访问各大部队的军史馆时，总是能看到我军对俘虏实施优待及开展群众工作的诸多实例。各级干部们以身作则，真诚地与俘虏建立感情，常常使得被俘的国民党的士兵感叹道“这里比我家人还好”。

为什么同一个士兵，昨天面对敌人不勇敢，今天面对红军人却显得非常勇敢？原因就在于这一点。

两种不同对待士兵的态度与作风影响了军队的表现及其命运。在抗战结束后的四年中，看似强大无比的八百万人组成的国民政府军迅速崩溃瓦解，并最终败退。

国庆临近之际，第74集团军某旅的一个强军故事会“生死在一起连”正在举行。在那个战争年代里，“生死在一起连”的官兵们齐心协力、打胜了无数次战斗，记者深受触动：“他们平时同甘共苦，战时才能生死与共。”

解放战争时期，该连队受命掩护主力部队撤离。在这场激烈战斗中，全体官兵与敌人数百之多的敌人周旋了80多个日夜，并未有任何一名战士倒下。

对于军队领导干部来说，脱离基层就如同“脱离群众”，容易出现错误。连队刘指导员告诉记者，在持续开展政治教育活动中，他们针对“不打也不骂不爱”、“战士不说我不问，战士不提我不管”等问题进行纠治。这些问题导致官兵之间关系疏离，观念薄弱。为了进一步引导官兵团结一致、共同成长和并肩战斗，他们在多次重大任务中展现了强大的团队协作力。

（采访得到了姜继伟、闫帅印、刘扬的全力支持。）

记者手稿

“‘根本态度’是根本。”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到：“许多人认为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是因为方法不当，但我总是强调这是态度（或根本宗旨）上的问题。这种态度就是尊重士兵以及尊重人民。”

“根本态度”是关键所在。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始终坚持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并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部队基层的土地上，团结广大官兵英勇作战、前仆后继。如今回想过去的日子，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时刻保持警惕：脱离群众就是最大的危险之一。如果忽视了与基层战士的联系，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及不良作风等问题，侵蚀战斗力的基础。端正“根本态度”，不仅能够传承我们军队的优良传统，更是在政治整顿过程中必须做到合格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