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大国工匠的培养计划

晋浩天（光明日报记者） 向周宇（光明日报通讯员）

编辑按

大国工匠是从哪里来的？职业院校成为主要培育基地。

如何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并突出其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基本特征，从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近日，教育部出台了一项重要文件《关于加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提供了关键思路。该通知明确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总体要求，强调应聚焦区域主导产业，并积极探索新型产教融合模式及区域发展机制，以促进职业学校融入当地产业。这将有助于推动职业教育与地区产业发展相辅相成，实现共赢目标。

这一期，我们将继续聚焦于大国工匠的培养，并深入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不断提升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发布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首次提出了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概念，并明确由省级政府以产业园区为核心，建立具备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同年4月，教育部正式启动了市域产教联合体创建项目，在9月公布首批28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名单的基础上，本次通知还公布了第二批共6个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分别位于江苏太仓、浙江宁波、浙江义乌、广西南宁、四川宜宾及新疆昌吉。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是近年来探索建立的城市职业教育产业与高等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这种新模式的推进状况如何？其未来发展又有哪些设想？

进展显著：各部门与工业园区密切配合

尽管这是一次新的实践和新的载体，在浙江师范大学现代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唐林伟看来，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核心内容及发展目标始终保持一致——致力于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并构建校企长效合作关系。

唐林伟表示，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各省纷纷因地制宜地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积极引导区域内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全国各地都全力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纳入“国家队”。比如河南省计划在未来设立约20家市域产教联合体，而广东省多个部门正在协同推进建设28家类似的机构。由此可见，在实体化运作、合作办学、技术研发和平台建设以及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等方面，市域产教联合体已经开始了积极探索，并且初见成效。

“推进力度大，发展速度快”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李秉强总结的。目前各省份至少有30家联合体在运行，部分地区还要求每个市设立一家以上联合体，并鼓励政府部门和产业园区积极参与联合体建设，并监督实施成效。江西省已将联合体建设纳入地方教育综合考核体系。

唐林伟说道，“客观来讲，联合体的实际探索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私家侦探，侦探公司，调查公司，查人找物，商务调查，出轨外遇调查，婚外情调查，私人调查，19209219596尽管已经形成了国家、省和市三级建设体系的基础架构，但时间还很有限，今后还需要继续努力、持之以恒推进。”

正面应对挑战：实现实体经济，并且妥善进行联动配合。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摸着石头过河”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挑战。

李秉在调研中指出：“如何落实实体化建设是一个难题。目前，大多数联合体尚未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并未建立起实质性的专职专班或是有效运转的兼职专班。“从本质上讲，联合体只是个松散的政校企联盟，如果没有一个实体化的机构或组织进行推动，其建设成效难以得到保证。””

难题的核心在于此类联合体大多基于政府要求成立，并由园区、院校与企业多方合作组建。然而，这些主体间的内在诉求存在显著差异。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徐建俊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各方容易在短期利益需求上难以达成共识，形成依赖外部资金“输血”、自身却难以构建稳定运行机制的状况。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现实挑战是，政府内部的多个主体间存在统筹协调难度。唐林伟指出，联合体建设涉及到众多主体，金融、财政、土地、信用、就业和收入分配等激励政策需要在具体落地时压实各级政府的责任，并建立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然而，在地方实际操作中，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负责落实，难以真正促使其他相关部门形成有效的协同工作机制。这使得联合体建设陷入‘产教融合’模式的老套路，出现了‘联而不合’的现象。”

联合体建设中，校企双方的积极性至关重要。唐林伟提醒说，一些牵头企业参与建设时，其主要目的是减轻招工压力。因此，在合作过程中需要警惕部分企业不愿投入资源、只雇佣不培养人才的短期行为和功利思想。同时，学校也需要避免过分关注升学导向，从而忽视技能教学的重要性及产教融合的价值。

政策导向：在"精准培育"和"统筹规范"上加倍努力

面对在实践中出现的新挑战，教育私家侦探，侦探公司，调查公司，查人找物，商务调查，出轨外遇调查，婚外情调查，私人调查，19209219596部再度发出文件，强调需对市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实施全过程跟踪和动态监管。这传递出推进这一合作模式深化发展的积极信号。 李秉强如是说。

此前，我们更注重规模扩张，因此一批市级产教联合体在各地涌现。如今，我们更加重视“精准培育”与“统筹规范”，旨在迈向质量提升的新周期。这也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唐林伟坦白表示，“无论是新设立的6家国家级联合体建设单位，还是配套发布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标准（试行）》(以下简称‘建设标准’)，都体现了这些趋势。”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成立的6家联合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服务于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在浙江宁波及四川宜宾设立基地；二是支持“散装县”的经济发展，分别在浙江义乌和江苏太仓设立项目；这里所说的“散装县”是指拥有特色产业并形成独特经济模式和路径的县级行政区，其一个或几个产业（产品）在全球占比高。三是服务周边外交，在广西南宁、新疆昌吉建立合作站点。

“简化建设数量和明确功能定位”，唐林伟指出，“这是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展现出的示范性价值。更重要的是，教育部首次提出‘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纳入部省会商内容’。这一举措将会显著增加建设动力，并解决资源调配与体制机制建设的关键问题。”

记者查阅文件发现，《建设标准》设定基础性指标、实质性指标、否定性指标三个一级指标，并细分为16个二级指标和44个三级指标。各指标都设立了观测点，意在全方位阐述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标准。例如，在条件保障观测点方面，会考虑是否已出台支持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金融+财政+土地+信用”实施细则、参与主体是否实质性享受相关政策补贴以及专项经费和日常经费的安排和到位情况等问题。

《建设标准》指导修正市域产教联合体前期建设偏差，有助于激发地方基于资源禀赋的自我创新意识，并有利于联合体进行横向纵向比较，找出自身问题。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张浩认为这对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这些指标的操作性更强，观测维度更清晰，更加突出了联合体人才培养的需求导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目前联合体建设的松散状况。下一步，各省级部门应在标准框架下加快制定符合区域实际情况的合作组织评估标准。”李秉强表示。

光明日报 (2025-02-18 第十三版)